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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乡与逃城——徐则臣“京漂”小说的基本母题
摘要：徐则臣“京漂系列”的所有故事，都可以归结为关于弃乡与逃城的叙事。“弃乡与逃城”既构成其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也是其创作的基本母题。经由“故乡沦陷”的背景、“逃往北京”的情节和“食色叙事”的内容，徐则臣的“京漂“小说才得以搭建，进而描绘出这一时代的症候。
关键词：弃乡、逃城、故乡沦陷、食色叙事
在徐则臣的小说——尤其是“京漂系列”中，充满了故乡与他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乎所有的小说主人公都有着对故乡的强烈厌憎与对他乡的热切渴望。这些角色往往都有一个沸腾的灵魂，他们在故乡无法安憩，只有通过对北京的向往与逃亡才能平复他们不安的心。徐则臣“京漂系列”的所有故事，都可以归结为关于“弃乡”与“逃城”的叙事。“弃乡与逃城”既构成其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也是其创作的基本母题。
一、“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在“京漂系列”中，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小城镇——北京”模式，小说主人公往往是出身于小城镇的、不得志的青年，曾经有不富裕但可得温饱的工作，但他们对这种生活弃如敝履，满怀希望和梦想前往北京。无论是前小镇中学教师边红旗（《啊，北京》）、前小县城混混“姑父”（《伪证制造者》）、还是前县城玻璃厂职工子午（《天上人间》），对于他们而言，曾经的家庭与故乡从来不值得赞颂，几乎所有的角色在告别家乡时都带着“不带走一丝云彩”式的自负与自傲，离乡彷佛是一场快乐大逃亡。而在现实中，更有无数农民工、大学生、外省青年在北京这座超级都市中挣扎求活，哪怕卑微如蚁，却又抵死不退。在徐则臣的小说里，“家乡”往往是洋面下的冰川，虽然不动声色，却自有峥嵘之处。
2002年，王怡在网上著名论坛“天涯社区”发表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该文后来收入其杂文集《不服从的江湖》），一时间风靡网络。而此前，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任逍遥》业已公映，颓败的小县城与绝望的县城青年们已经开始走入人们的视界。虽然在徐则臣的小说里，破败不堪、毫无希望的故乡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背景，在他的文字中所展现得更多的是一个沉重得让人窒息的北京。而实际上，那些生机日渐消散的小县城才是北京以及其他超级都市之所以“超级”的基石和因由，有“故乡沦陷”在前，才有了之后的“弃乡与逃城”。
若干年以后，作为一种病灶和症候，“故乡沦陷”或许会成为描述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文艺的关键词，甚至成为无数学位论文的选题，而 “沦陷”更早的祖系则可以追溯到吴文光完成于1990年的纪录片《流浪北京》（该片的文字稿发表于《十月》1994年第2期），彼时的故乡尚称不上“沦陷”，而更多是“死气沉沉”。艺术家总是比普通人更加敏锐，在吴文光的镜头里，一个叫张慈的艺术家这样描述八十年代初她成长和工作的家乡——云南小城个旧——“人人都按部就班地起床、洗脸、上班、下班、做饭、吃饭、睡觉……没有谁去想到要改变一下这种生活。你问到周围的人满意这种生活吗，都会回答：以不变应万变嘛……”， 而她自己的感受则是“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整整一天就像在沙漠上度过一样……然后就是吃，上午盼着吃中午那顿饭，吃完了又睡午觉……熬到下班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特别苦闷。”
如果说这些先辈“京漂”们的愤而出走多是基于精神上的困苦，那么十余年后，回到徐则臣的笔下，随着经济格局的全面变更，他们的后辈又增添了物质上的窘迫——边红旗的“工资几乎减半，每月只发总数的56%。据说是当地地方财政包干，政府没钱，只好拿这帮老师开刀。这样一来，在小镇上仅有的一点成就感都被取消了，稍微头脑活络一点的都跑出去了。” 子午“进了县里的玻璃厂。当时效益还不错，在我们县里算是大型企业，但是说完就完，厂长带着一堆钱跑了。剩下的人死撑着，干到哪天说哪天。” 从上世纪90年代到如今，小城镇的日渐沉沦几乎成为一种日常景观，“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失业者、退休职工、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退休的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迁居他乡……县政府长期靠着负债和出卖公有财产维持生计。一百三十万人，三千里江山，仅仅依靠着对南方的欲望而存活着。”
在有关这个时代的叙事里，无论作为一个想象中的意象还是一种现实中的生活方式，从精神到物质、从脑力劳动者到体力劳动者，小城镇步步后退、日趋颓危，人们纷纷踏上弃乡之途。而小城镇的凋零，成全了“北、上、广”这样的超级都市的繁盛，成全了那里鏖聚不散的权力、资源和机会。小镇青年们怀揣着急燎燎而又恶狠狠的希望涌入都市，渴望一举翻身、渴望扫去小镇带给他们的挫折和霉运。而实际上，他们又大多成了超级都市的供养者，青年们缴纳的每一份税金都流入了都市的血管，而自己却仍为温饱、房子、身份而苦苦挣扎。徐则臣的落笔处，不过是基于个体的小叙事，而暗示出的，却是“弃乡”和“逃城”的根本性关系，是这个时代的大格局。
二、一座希望与迷魅之城
在《圣经》的记载里，耶和华命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著我藉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
逃城让负罪的人有了希望，有了生活下去的机会和可能，这本属希伯来精神中的怜悯之意，但在一个差序如当代中国的社会里，出生时的身份往往已经固化了未来。上升通道是如此的狭窄，如果不幸生于草泽，那么按照正常秩序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就被大大降低。于是，无论是在吴文光的纪录片里还是徐则臣的小说里，人们要么在沉闷沦陷的故乡坐等天年终尽，要么去超级都市一闯天下，两者之间几无任何缓冲。也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北京被涂上了多重油彩，它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逃城，也是一座充满迷魅的罪恶之城。从精神意义上对“城”的论述中，未有超过奥古斯都者。在《上帝之城》中，他尖刻而深刻地宣称：“我把人类分成两个序列。一个序列由那些按人生活的人组成；另一个序列由那些按上帝生活的人组成。象征地说，我把这两个序列称作两座城”。 我们的小说家把北京悬吊在奥古斯丁所言的“属灵之城”与“属世之城”中间，京漂们既追求灵魂的安憩，也追求俗世的满足，北京这座“逃城”则既拯救，又惩罚。
在徐则臣的北京书写里，作者对北京的描述和主人公对北京的评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虽然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底层，这些“京漂”们对北京却甚少诅咒和怨言，相反，在他们心目中，北京是“高贵的、伟大的、繁华的”， 即便是黯然离去，也仍心有不甘。在《我们在北京相遇》中，当“我”即将离开厮混打拼多年的北京时，心中的感受仍是“很多人混得已经完全不像样了，还放不下这个地方”。 而观其在北京的日常坐卧起落，则与“高贵、伟大、繁华”毫不相干。“京漂”们的生活与“廉价”二字紧密相连——租便宜的房子、坐省钱的公交、吃低廉的伙食……，也正是这些“廉价”景观，构筑了另一个与“京漂”们的梦想截然相反的北京。事实上，徐则臣笔下的北京几乎从未呈现出堂皇富丽、美轮美奂的景象，“京漂”系列中也罕有具抒情色彩的风景。小说中所描述的高密度的人口、高压力的生活方式、高成本的生活开支则也与其它超级都市并无不同。与老舍笔下的北京截然不同，在徐则臣的小说里，“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独特性湮没不存。只有多次出现的政治符号——“天安门”、“升旗仪式”——才使小说中的描写的“北京”得到体认。而这也让“京漂”们得到身居中心的快适和满足。在这一系列文本中，有关政治的叙事总是时隐时现，如《啊，北京》中的边红旗初次亮相，就是以反战诗人的名义登台，以极为脸谱化的方式高声朗诵反美诗歌，政治热情不言而喻。正是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特殊性构成了北京的迷魅、构成了“京漂”们的符号资本，也形成了他们恋栈不去的动力。相对较高的收入并不是北京的唯一吸引力，对于小镇青年而言，“北京”这个名词满足了他们于衣食住行以外的想象和需要，舒缓了他们小城镇生活中精神的落寞与匮乏。在“小城镇青年——北京”之间，除了物质和经济上的关系以外，还有着顽固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源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中的“小城镇——北京”二元模式，“北京”先天地就被“神圣”、“伟大”、“中心”之类的修辞所包围，并借助于国家化的教育手段，使之成为小城镇青年的精神结构。正如小说中所写道的“我们这代人，尤其是外省的，大多都有一个天安门情结”， 这一“天安门情结”揭示出了北京的“迷魅”所在。这种精神结构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小镇美术教师边嫂看到真正的天安门并不如想象中高大时，竟然失声痛哭。 而边红旗的京漂先祖们也是如此——“毕竟北京这两个字迷人，我就想来，我小时候学的第一支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最爱跳的舞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这种向往和情绪暗示出了“北京”与“小城镇”的截然对立，在根本上，“京漂现象”和“京漂文学”其实都不过是差序社会与身份政治的产物。
三、漂泊中的食色叙事
形而上的精神希冀、充满宗教意味的渴盼并不足以概括“京漂”们与北京之间的全部关系，否则 “漂在北京”就成了空泛虚浮的朝圣和廉价的精神消费。在徐则臣“弃乡与逃城”的叙事中，只有种种形而下的、世俗的叙述和直指谋生求活、饮食男女的描写，才丰满和圆融了北京这座逃城的双重面貌。
食色叙事在徐则臣的小说里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他笔下的“京漂”们身处社会下层，口腹之欲和男女欢爱就往往是他们娱乐的极限，也因此而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食色二性的饕足与匮乏本身就是人生大事，“京漂”们亦概莫能外。在弃乡与逃城的框架之内，所上演的，都不过是饮食男女的悲喜剧。“人——城”之间的种种紧张与暧昧，经过鄙俗卑微的食色之道暴露无遗。
人的社会地位越低，对食物的关注度就越高，而在话语层面，对食物的叙述也会愈加充分。徐则臣似乎对描绘食物有着特殊的癖好，动辄以食物来暗示小说中角色的身份、地位和际遇。在“京漂系列”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对廉价食物的描绘，小说主人公们出没于小食店、拉面馆、路边摊，平常以馒头、挂面、咸菜、鸭脖子果腹，“奢侈”时则会享受一下川菜馆的“水煮鱼盛宴”。如在《啊，北京》中，边红旗初抵京城投亲，他的亲戚“正在煮面，小桌子上摆着三四个馒头和一碟咸菜”， 而他乔迁新居之后，则以请吃水煮鱼为庆祝——“一盆四十。平常我们很少吃的……我们在一起点菜，点了水煮鱼基本上就不会再点更多的菜了，三个人伸长脖子，用筷子在盆里打捞，能捞到最后一根豆芽都看不见了。” 这些吃食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京漂”们的挣扎，始终就在挂面与水煮鱼之间。
在北京，“京漂”们的灵魂多多少少获得了某种满足和安歇，但肉身却无时无刻不得不面对窘迫、酸楚、灰暗的物质生活。只有在水煮鱼的辣味与廉价的啤酒里，肠胃和大脑才能得到片刻的放松。但是，徐则臣笔下的京漂们却没有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艺术家们一样咬牙切齿、癫狂忿恨，时代更易，肉身之重已经压倒了精神膨胀的可能。虽然也是诗人，亦有梦想，但徐则臣笔下的“京漂”们却不会如《流浪北京》里的艺术家前辈们一样单纯而决绝了，在吴文光的纪录片里，艺术家牟森自陈“为了想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才到北京来”，“我曾经给自己定了三种选择：第一选择死，明智地选择自杀，我承认我做不到；那么只有活了，活法无非两种，一是混……包括婚姻、生孩子，过日常生活，我做不到，肯定做不到。剩下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干事情，干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就喜欢戏剧。” 而边红旗们则再无此种偏狭激荡的豪气，艺术的位置也让渡给了贩卖假证和盗版光碟。诗歌（或艺术）退化成了一个标签，隐藏在“谋生”背后，仅仅是在情节需要的时候才会跃上纸面。在徐则臣的小说里，艺术虽然未灭，但生机已然委顿，并不得不让位给食色，有关饮食男女的描绘绝对性地压倒了艺术和梦想。“弃乡——逃城”的大格局中，“京漂”们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更为黯淡，而代之以现实中的悖反、暧昧和焦虑。
徐则臣的京漂叙事之中，男女关系多表现为寂寞者对寂寞者的安慰和京漂生活对固有情感关系的震荡。在动荡漂泊的生涯中、窘迫紧张的生活里，显然难以构建起稳固的情感关系。于是，一段又一段萍水相逢、藕断丝连的情感故事涌现出来，又化为泡影。其中，男女分别饰演了不同的角色——男人代表了征服城市的雄心和野望，女人则代表着具有抒情色彩的田园梦想。女性在有关弃乡与逃城的叙事中扮演了一股迥异的力量，她们要么知足常乐、要么得过且过，边嫂、夏小容、西夏这样一系列女性角色的存在，与“京漂”生活本身形成了尖锐对立。
1980年代那些闯荡北京的女性前辈们大多是文艺青年，就像《流浪北京》中的张慈所说，“在北京呆了几年，当然最初追求的那种梦想式的东西也在改变，但最根本的信念仍然在，写作，写出大作品仍然是我追求的。” 但这种激越的情感在徐则臣笔下的女性身上杳无踪迹，她们要么表现出更多的依附性，仅仅是因为某个男人，才飘零北京，如夏小容和沙袖；要么表现出得过且过式的放浪形骸，谋生求活，与男人并无区别，如路玉离和七宝。
实际上，“京漂系列”系列小说本身颇具“零度情感”，作者大量地运用不动声色的叙述、白描和对话来结构故事，由此而形成了某种不无“冷酷”的写作风格。而只有一系列女性角色，才暴露了作者内心的柔软之处，泄露了作者的价值倾向。夏小容对孩子和家庭的渴望、边嫂固执地拒绝离婚、如同田螺姑娘一样美好的西夏，她们是对“弃乡——逃城”模式的反动，是这一模式合法性的摧毁者。基于情爱和生殖的古老欲望顽固地站在象征着漂泊的超级都市反面，并与“乡”结为同盟。于是，“故乡——北京”之间的张力就转换为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性别战争，表现在故事情节上，就是在“京漂系列”中几乎找不到可以善终的男女感情，“故乡——北京”之间的搏斗碾碎了个人情感完整的可能。说到底，“京漂系列”中的红尘男女都是生活的溃败者和逃难者，对他们而言，阴阳和合的完整生活是一件奢侈品。他们视北京为天堂、圣所和终极所在，失去了北京，他们就焦虑莫名，其灵魂就放佛是一件水货。而实际上，“京漂”们不过是北京的阑尾，男人不被北京需要、女人不被男人需要，“多余”感所制造的荒诞与恐惧始终笼罩着“弃乡——逃城”的叙事，男女关系也由此而凌乱破碎。
“弃乡与逃城”是整个中国的现实，也成为了这个时代文艺的内容与症候。徐则臣的小说只是其表现之一，而此后基于这一母题的创作，也必将繁盛。会有更多的作品，来记忆那些被时代碾碎的灵魂。
1 吴文光：《流浪北京》，北京：《十月》，1994年，第2期
2 吴文光：《流浪北京》，北京：《十月》，1994年，第2期
3 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跑步穿过中关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59页
4 徐则臣：《天上人间》，《天上人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174页
5 王怡：《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不服从的江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125页
6 王晓朝：《上帝之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632页
7 徐则臣：《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103页
8 徐则臣：《我们在北京相遇》，《天上人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61页
9 徐则臣：《啊，北京》，《天上人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103页
10 徐则臣：《啊，北京》，《天上人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104页
11 吴文光：《流浪北京》，北京：《十月》，1994年，第2期
12 徐则臣：《啊，北京》，《天上人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28页
13 徐则臣：《啊，北京》，《天上人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22页
14 吴文光：《流浪北京》，北京：《十月》，1994年，第2期
15 吴文光：《流浪北京》，北京：《十月》，1994年，第2期
发表于《文艺争鸣》2011年11期 此为原稿